“留不住的城市，回不去的农村”，这是许多打工一代的困境。他们的孩子——留守儿童，很多又沦为了打工二代。
2010年前后，受金融危机影响，东莞产业转移、升级，一批新生代打工者抓住机会，接过破旧的厂房和机器，通过阿里巴巴国际站做起了全球生意。
十年后，当全球疫情袭来，传统外贸遭遇重挫，昔日的打工者们以逆势增长的势头证明：虽然输在了起跑线，但提前赶上了“数字化新外贸”浪潮。
东莞市飞尚运动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雷杰玉，父母打过工，她也打过工。当她接手父母的“工厂”时，仅有8台缝纫机，附加4万元外债——父母也曾想通过创业改变命运，租下一个工厂的角落，给别人做贴牌加工。
【图说：雷杰玉父亲调试缝纫机。】
新一代打工者挣脱自己身份的愿望更加强烈。即使怀疑对方是“骗子”，雷杰玉还是一咬牙，筹借20万元开通了阿里巴巴国际站。
订单并没有如同想象那样如雪花般飞来。她找到平台，气愤地质疑，“为什么给了钱，平台一直不给我派发订单？”
据雷杰玉回忆，当时客户经理多次找上门，劝企业跟随平台一同“改变”，但她认为，平台只是变相地捆绑她不断支付费用。直到客户经理带着一张只需99元的学习课程来拜访，她第一次意识到，“运营线上一家外贸企业需要‘换脑子’。”
2018年，雷杰玉第二次进入国际站，借由此前学来的管理制度，经过20天不断冲单、复盘和总结，业绩达到200万元，实现第一次“人生巅峰”。2019年，公司业绩突破千万。
2020年，疫情冲击之下，雷杰玉仅用3个月就完成1500万业绩，她将年度业绩从最初的3000万调整为5000万元，并计划2021年实现“亿元梦”。
东莞市金顺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廖启明，也曾是打工仔，卖过面条、跑过业务，用铁皮搭的简陋车间做起了生意。
2011年，廖启明入驻阿里巴巴国际站。他的最大心得是：用大数据做生意。以前他只知道做材料辅料，通过大数据了解海外需求后，调整了工厂生产线，开始涉足台布、糖果袋等成品市场。2019年，廖启明工厂的销售额达到1.6亿元，其中95%的收益来自海外市场。
疫情之下，数字化新外贸持续逆势增长。今年上半年，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增长26.2%，其中，阿里巴巴国际站实收交易额同比增长80%，相当于行业平均增速的3倍。
在国内疫情最严重的一季度，东莞企业在阿里国际站实现“三连涨”：出口订单2月较1月日均环比增长10.8%，3月较2月日均环比增长31.4%。6月份的首届阿里巴巴网交会，东莞的订单量冲进全国前十。
数字技术的发展，让新外贸生意门槛越来越低。阿里巴巴国际站的大数据智能指引和通关、物流、支付、退税等全链路一站式跨境供应链服务，让企业可以“一键卖全球”。
作为教育部认证的独家培训评价组织，阿里巴巴国际站跨境电商B2B数据运营职业技能“1+X”证书试点，不仅面向在校生，也面向新生代农民工。
因为新外贸，“代际循环”的怪圈被打破。
雷杰玉在东莞买了房子，三代人住在一起，家里再也没有留守儿童。她给自己的员工开出了高薪，希望他们都可以在东莞买房，把留守在老家的孩子接到东莞。
“我们那个时代的打工仔或者打工妹，正通过新外贸变身企业家。”廖启明感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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